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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００年，我離開了任職的第一家醫院，來到這家醫院當院長，直至在這家醫院退休。當時我初來乍到，同事們春節時并沒有安排我作為醫院的行政總值班，這是同事們對我與工作的全面考慮。
但作為一名負責任的醫院管理者，我必須有胸懷與同甘共苦的作為，而絕不是作秀。所以我在醫院中層以上干部大會上宣布，我從２００１年春節開始，每年大年三十我家的年飯改到中午，下午我回醫院接班，除夕夜到大年初一早上由我值班。這樣的安排一直到醫院新院開業為止。
當時，我稱這種安排是我「從年頭值到年尾」，而同事們笑我狡猾，分明是「從年尾值到年頭」，這３６４天與１天的概念不可以混淆；我淡然一笑回應，「嘿嘿，居然沒有糊弄到你們」——那時候的那種和諧、和睦、親切與輕松，盡管都清貧但是相交無間隙的兄弟姐妹情誼與友誼，至今讓我回味．．．．．．
由此，我整整值了九年的除夕夜班。從那時候起，我再沒有了看春晚的習慣與興趣。
每年除夕夜，我值班時到每個病區，與值班的醫生護士交談聊天，代表醫院給這些老師們發個５０元的紅包。大年初一早上，在總值班的交班本上，我常用自己貧乏的思維填上一闕詩詞，或是拜年或是祝醫院健康發展，有時候還要參加除夕夜的急診手術。
為了新院區建設
連續八年我春節「躲債」
２０００年履新當院長以后，我面臨的嚴峻挑戰是醫院資金緊張，職工們眼巴巴地看著我，「院長，過年能夠發點蘿卜錢嗎？」那時候，當我絞盡腦汁、東拼西湊，找銀行貸款５００萬發給職工們后，職工們對此表示贊賞，這讓我心中有慰藉。但是如何讓醫院「解套」，是我心中一個揮之不去的結。
那時候，醫院欠了上游供應商的許多貨款，供應商們也知道醫院資金緊張，可我作為院長，當滿足了醫院職工們的需求，債權方的需求往往就難以滿足，有時候只好零零散散分配一點，有時候就我索性躲債，活脫脫成了「楊白勞」。
討年債由此成了一個習慣與傳統。當時，有些供應商會選擇大年初一來衡陽，到醫院上門拜年，名為拜年實則「公關」，我只好選擇每年大年初一出門「旅游」。這樣的春節出行安排在當時是罕見的，可我持續了８年。現在想起來，既覺得好笑，又覺得對不起債權人。但是歷史問題就是這樣，我也不想這樣，原因也不在我啊。
２００９年，牛年，醫院新院建設進入了攻關時刻，醫院賬上除了幾個「蘿卜錢」，參與醫院建設的各個公司工程進度款沒有一分錢發放。為了提振人氣、鼓舞士氣，我當時與班子同事們商量，全院科室與人員，按照自愿原則，每人湊份子１００元，搞一個牛年新春聚餐，離退休老同志免費參加，那些受邀參加聚餐的建設公司的負責人們也免費。
在聚餐開始，我們設置了一個環節，邀請這些老板們上臺，我代表全體職工向老板們鞠躬表示感謝，并告訴職工，醫院當時過年前多少還是發了一點「蘿卜錢」，但是參與建設新院的農民工們的工錢，卻是老板自己想辦法墊付的，我們應該感謝他們。
隨后，讓老板們以醫院建設者的身份向醫院職工們致辭，把面子給足他們。那個春節我過得確實有了一種成就感，醫院拖欠了農民工們的工錢，但是他們沒有吵也沒有鬧。在那個春節，我體會到了，如何構建和諧的組織間互動關系，自己不占理，要加以說明，向職工說明，職工也會理解，要把自己的困難向家人說清楚。
對于供給側，你要給人家面子，更要想辦法盡快給于人家里子，誠實守信，不滿口假話。那年大年初一，我９年來第一次沒有離開衡陽，因為正確地、勇敢地面對了債權人，取得了他們的信任、支持與諒解，我在后來的工作中也認真履新了誠實的原則。
我成了支援湖北
抗疫醫療隊的「嗲嗲」
最難忘的是２０２０年春節前夕，當時疫情剛爆發，社會還處在恐慌中。根據上級指示，醫院組織了支援湖北（黃岡）抗疫醫療隊，隨時待命，除了配備隊長以外，我建設性提出建立臨時黨支部，這個架構使得隊長與支書在充滿危機的場面下，得以穩定隊員情緒并提升隊伍的戰斗力。
那一年的除夕夜，我與隊員們在微信群中聊天、發紅包、活躍氣氛，降低恐懼心理。大年初一清早，按照老家的習慣，我與妹妹一家到了父母身邊，給老人家請安過早，我剛端起父母煮的一碗紅棗雞蛋，還沒來得及吃，就接到了醫院電話，抗疫隊員們當天要出發去湖北，已在醫院整裝候命。
作為醫院的第一責任人，我看著父親，深明大義的父母立馬明白了，當即表態「你有重要工作，你去，我們沒有意見」。我是含著眼淚離開父母家，驅車到醫院馬上安排后勤準備湯圓，要陪隊員一起吃一碗出征湯圓，并讓醫務部護理部多準備出征的防護用品，盡可能多一些。
那天下午，我們目送隊員們遠去的身影，他們是第一批「逆行者」，是真正的勇士，那一晚，我一直等到他們平安到達黃岡，我才休息。２０２０年的春節，我的全部精力放在抗疫隊工作安排與心理紓解上，每天晚上在微信群聊天、發紅包，出各種趣味游戲題目。
那時候，我們在后方支援前線抗疫支援隊，白天都在準備各種物資，可當時幾乎所有民營快遞公司都不接受到湖北的快遞，我利用自己市人大常委的身份尋求郵政局的幫助，及時給一線的抗疫隊員補充物資，也是當時各單位中第一家給抗疫隊員作遠程補給的。除了物資支援，我當時結合黃岡的歷史，借蘇軾（他曾任黃州的團練使）當年用的一個詞牌，給抗疫隊員們填寫了一闕《定風波》：
「庚子元日背行囊，抹眼決意赴黃岡。
此去前程多風險，掛念，同袍同義情滿腔。
削發別親皆壯舉，可懼？職定終身將病抗。
他日平安歸來時，喜事，湯圓共品夢也香。」
隊員們在前線不辱使命，我也與他們結下了深厚感情，從那時候起，我被他們賦予了新的職位「嗲嗲」——這是一個尊稱，是湖南話里「爺爺、外公一輩的老男人」的意思。一直到現在他們還這么稱呼我，每年的春節時段，隊員們都要舉行聚會，紀念這段堪稱生死之交的人生經歷。
作為「嗲嗲」，我會參加聚會，我會發紅包，我很享受這種體驗。２０２０年的春節，我看到了一批忠實的「逆行者」，我每一天都重視與他們的相伴，這不僅僅是一個醫院管理者的責任，也是一個長者、老師、大叔、嗲嗲發自內心的真正關愛。
同時，我也感受到，只要用心去關愛，無論是工作還是個人情感都會有滿滿的收獲。我們這批優秀的隊員被許多媒體報道到，洪余德博士出發前的一封家書，在湖南臺的元宵晚會被賈乃亮朗誦，讓許多觀眾潸然落淚；隊長陳哲教授被稱為「陳爸爸」，書記吳小慧則是這支隊伍思想上的「定海神針」．．．．．．一個特別的春節，凝練了一支特別能戰斗的隊伍。
２０１０年以后，我沒有常規性地值守除夕，但是作為主任醫師、教授，我常常扮演急診救臺的角色，回歸到菜鳥時代的職業認知，也是一名醫院管理者的身份，面對各種需要應急處理的事物。
穿了 ３９ 年的白大褂
如今只想經營好與家人的每一個春節
一切都是自己選擇的，一切都是最好的。其實這是一種自我安慰，阿Ｑ精神是解脫負面情緒的良方。在文章的最后，我要回味一下那些曾經的遺憾與心中期待的彌補。
首先，我最覺得對不起的是父母親，二老在２０２２年、２０２３年先后去世，我再也無法跟他們「過早」。翻閱了這幾年的微信與微博，我對二老常用的詞是「欠」與「歉」，我欠父母很多，陪伴不到位、照顧不到位，一心在工作上。而他們竭盡全力支持我的工作，這是兩個老共產黨員的襟懷與初心，但是為人之子，當我老了，當我靜下來，發現這就是欠了父母的。當我真誠地想向他們致歉并補償時，卻已是「子欲孝而親不在」，這種痛苦盡管在逐漸緩解，但永遠是我的一種隱痛。
對于兒子來講，我既是一個合格的父親也是一個不稱職的父親，給予的陪伴太少，甚至他的高考，我都在手術臺上，多數的春節我們在一起中午吃年飯，然后各奔東西。
兒子的獨立性很強，不依賴我，但是我能感覺到他在內心是非常關注我這個父親的。他２０１３年回國以后，每一次過年都會回衡陽陪伴我。我２０２１年大病后，他真切地對我說，「別的我不說，我只知道你是我父親，我有我的責任，你是帥帥的爺爺，你就要對帥帥負責，過年我會一如既往陪著您。」
兒子點了我的軟肋。
到了這個年紀，自己感悟到，不管自己如何，家是永恒的港灣，親情是永恒的依靠，我應該經營好與家人的每一個年與春節。
如今，我退休了，妹妹妹夫也退休了，弟弟也快退休了。作為長兄，我跟弟妹們說：「爸爸媽媽不在了，我們兄妹在，依然是一家人，每年輪流過年，每家主持一年。」
去年是我家負責，兒子挑下了這個重任，我們到上海過年。今年是妹妹家主持，妹妹妹夫也早早準備，外甥也不示弱，要與哥哥比高低。弟弟家在北京，弟弟弟妹也摩拳擦掌地備戰２０２６年春節。
過年的儀式，第一杯酒告訴爸爸媽媽我們在過年，請二老在天上看我們過年。這個儀式上，我們會流淚，這一年的眼淚，我們會盡情流。
擦干眼淚，我們會擁抱自己的孫輩，作為醫生，我們深諳生命輪回的自然規律，回憶是痛苦的，但是回憶的咀嚼是回甘的。在２０２５年的元旦，我的心中有了一種自我升華的萌動，寫下了這樣的文字：
２０２４ 歲末 ２０２５ 歲至偶成
２０２４ 年已經過完，這一年我悄然退休，的確有一種特別的松弛感。作為醫生，我奮斗努力了 ３９ 年，無愧我的白大褂，更無愧病友之信任。盡管醫生可以是一輩子的職業，但是心路總有驛站，有點回憶，畢竟是一種幸福的咀嚼，更有期盼，那是對未來的清閑心之所往。
歲月的更替是自然的，新陳代謝，可稱之為「道」，無論生物、科學、技術盡然如此。坦然處之、豁達面對、笑口常開、自娛自樂。在市井的煙火深處，靜看新賢輩出。偶成所謂七律如下：
花甲已過月復年
不嘆時光不慕仙
悠悠閑閑過日子
懵懵懂懂夢從前
回憶并非多戀舊
微笑才能少煩嫌
清茶泡盡紅塵事
煙火深處看新賢
突然想起，退休了，不再想什么事業、科研，這些都有繼承者，更不能再想什么醫院管理了，一個豁達人拿得起是物理能力，放得下是心理狀態，不為世事所煩勞，把自己當成一個平常人，只為做個樂老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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